“为什么偏偏是我？”在那些被确诊为重症、绝症患者的心中，这个问题被问过无数次。但和许许多多发问者们从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一样，到底为什么，那些被病魔选中痛不欲生的人始终未得到准确的回应。就像那个13岁就被确诊为血癌的少年旭旭，用上他并不漫长的十几年人生积攒的智慧和经历，也同样无法思索明白。事实上，后来他已经不再思考这些了。身上插满了管子的时候，爷爷撸起他稍显空荡的衣袖裤管艰难的为他擦洗的时候，爸爸拿起电话半垂着头借钱的时候，旭旭满脑子的想法只有一个：“我不想治了，我们回家吧。”趁着爷爷睡着，他偷偷拔下了针管，但被及时醒来的爷爷发现，年近古稀的老人捏住孙子的手老泪纵横，久久不敢松开。而此时，距离旭旭躺在病床上几乎无法自主行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内蒙古赤峰，和大多数城市相比，赤峰初春的天气还有些寒冷，即使是阳光不错的日子，来往的行人依旧穿着棉衣。在进进出出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看来，医院大门口似乎比其他地方要更冷一点，大多数人拎着CT片子的袋子、抓药的袋子、取药领号的单子，面色匆忙，总像是在找着些什么。也正是在这样冷得人们缩手缩脚的路边，偶尔腾起的煮玉米的热气看起来尤其显眼。熟练的帮人打包滚烫玉米的是老任，一辆小推车，一个保温箱，就是小摊子的全部家当。偶尔有买玉米的人会多看这个老人一眼，他身形清瘦，他腰板挺得很直，虽然守着一箱滚烫的玉米，但他仍有时冷得发抖。各式各样的目光老任很少注意，一般这时他身心都很忙，手上忙着打包收零钱，心里在默默地观察计算，“今天的饭点差不多了”。这样忙碌一个多小时，买玉米的几乎没有了，他才捋好零钱收进贴身的口袋，医院，因为他的孙子旭旭在等他。卖玉米，打包，收钱，卖完收摊，进医院…这一套流程，老任已经很熟悉了。年年初，老任的孙子旭旭在学校里突然流了两次鼻血，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上火没有在意，结果就在寒假后没几天，旭旭突然面色苍白，高烧不退。医院，刚开始以为是有炎症，结果一项项检查越做越多，医生的眼神也越来越凝重，出结果的那天，一家人听到了一个不知道在哪听过的词：白血病。准确的说，是急性脊髓系白血病。这是一种在成年人中最常见的急性白血病，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很复杂，即使发达如现代医学，也并未对其完全了解。病人一旦患病，治疗方式仍以化疗为主，而即使接受了化疗，仍有约70%左右获得缓解的患者最终复发并演变为难治性白血病导致治疗失败而死亡。对于许多贫困的家庭来说，摊上这个病，不仅要面对亲人的病痛，还要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何况病情来势凶猛，最后，一些家庭还不得不面对“人财两失”债台高筑的处境，残酷，却也是现实。很不幸，旭旭家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旭旭不到两岁，父母就离婚了，感情不和，离婚以后便再没联系过，家中两个姐姐加上旭旭都在读书，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收入来源就靠父亲扛着。平时父亲阿泉在外打工赚钱，从小体弱多病的旭旭和爷爷相处最多，关系也最好。爷爷常开玩笑，说他这小孙子特别懂事孝顺，要是哪天自己瘫床上了，小孙子肯定会照顾他，还会给他讲几个笑话解闷儿。老任不会想到，小孙子比他还先病倒了。得知旭旭的病情，一家人陷入了恐慌绝望中，但病情不由人，恐慌过，绝望过，摆在面前的只剩一道选择题：救，还是不救。治疗迫在眉睫，对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最终，他们选择了前者。不救，这个孩子就直接被判了死刑，救了，或许还能搏一搏。事实上，做这个关乎生死的选择，还不是这个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中最难的一个。旭旭的父亲阿泉跑遍亲戚朋友，借到了几万块钱，住院，第一次化疗。治疗的事情刚有着落，谁来照顾旭旭成了问题。父亲为了凑治疗费要早出晚归打工，两个姐姐还要上学，护工是请不起的，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年近古稀的爷爷身上。化疗是很痛苦的。病人形容，上了那张病床，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开背虾”，无论是姿势还是遭遇都很像。查血气、骨穿、腰穿…旭旭体质不好，化疗反应很严重，口唇溃烂，上吐下泻，又查出软骨瘤，烧到四十几度，几天都降不下来。孙子的痛苦老人无能为力，只能守在床边。大家觉得旭旭可能坚持不下来的时候，老任就在病房里忙着干他的事，帮他降温，整宿不能合眼。两天后，旭旭熬过了第一关，烧退了，病情也好转了一些。接下来的半年，对于一家人来说像是终于爬过了大山进入平缓地带，旭旭的化疗结果一次比一次好，甚至达到了出院指标，重新回到学校。背了不少的债务，一家人仍然很高兴，连被判了死刑的旭旭他们都抢回来了，人还在，别的就都好说。旭旭告诉爷爷，他会努力读书，将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隐藏在对未来憧憬的背后，有一件事一家人始终不愿去想——在接受化疗并好转的病例中，“仍有约70%左右的获得缓解的急性脊髓系白血病患者最终复发”。70%，意味着10个人中可能有7个人会复发，个人就可能是70个，0个人就可能是个…这个比例太高了，高到即使不愿面对它也依然存在。很遗憾，旭旭不是那30%中的一个。回学校没多久，旭旭在一次检查中被查出指标异常，病情复发，一切努力归零。卷土重来的病魔破坏力更大，无论是旭旭的身体，还是这个欠债累累的家，都摇摇欲坠。医生不得不通知老任父子，旭旭的病情复发，得继续化疗，后续可能还要移植，医药费不是小数目，家属得提前准备好。同样的情节第二次来临，手足无措、纠结、痛苦再次一同袭来。阿泉又一次掏出手机打电话借钱，早出晚归干活凑钱。一家人的时间都被最大程度的利用上，零零碎碎的时间换来的钱再凑到一起，距离那个几十万的数字，还远远不够。现实的残酷和前途的渺茫吞噬着每个人脸上的细微表情，他们和那些等在ICU门口的病人家属们一样，匆忙的脚步和仓皇的眼神割裂开来。和一开始确诊病情的时候相比，其实，大家的情绪中已经少了些凄怆，最坏结果的心理建设在漫长的治疗期中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人往往却又是最为矛盾的动物，明明知道太难了，医院的墙壁、长椅、楼道乞求，万一呢？整个治疗期间，让老人最惊慌的一次，大概是旭旭趁他睡着拔了自己的输液管。老任发现的时候心脏差点漏跳了几拍。旭旭一直求他放弃：“爷爷，我疼，我不想治了，咱们回家吧，我不想你们跟着受罪了。”声音中带着哭腔和沙哑，隐隐的像只绝望的困兽在悲鸣。老任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根本做不了那个心理建设。旭旭才13岁，他得健康长大，得好好读书上学，得和其他人一样活着，走完哪怕再平凡的一生。老任这辈子流露感情的时刻不多，他攥住孙子的手，“爷爷就是砸锅卖铁、倒房子卖地也不能放弃你”，病房里只剩下一老一小的哭泣声。为了早些凑到治疗费，除了阿泉打工挣钱，老任医院门口卖煮玉米，两个姐姐也在上学之余打零工帮父亲减轻压力。值得庆幸的是，也算有好消息传来。在家人们的开导下，旭旭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也得到了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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